在传统城镇化动力不断减弱的同时，新型城镇化的有利因素与潜在动能正在逐步增长。应在深刻把握这些新态势、新潜能的基础上,提前布局、合理谋划,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空间。当前，我国城镇化率即将达到60%，城镇化进入“S”型曲线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，城乡迁移人口大量减少、城市扩张显著放缓，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城镇化动力正在逐渐减弱。同时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，新型城镇化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，一些新的增长潜力空间初步显现。

   01

    需求升级催生新型城镇化的先进增长载体。

   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，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，对城市生活需求，特别是对城镇人居环境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便利性、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推动我国城镇建设模式的转型发展。绿色城市、海绵城市、低碳城市等新型城市以及特色小(城)镇、田园综合体等一批新型城镇化的先进载体加快发展，将极大带动我国经济增长。如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设定的目标，到2020年全国658个城市建成区20%以上的面积要实现将70%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。据测算，如果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每年需要4000多亿元的投资，5年将有两万亿投资需求。

    02

    人口流动新态势促进一大批县城增长潜力加速释放。

    经过40多年的发展，我国已经建成一批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，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。近年来，随着流动人口的回流以及就近城镇化的推进，县城人口规模扩张较快，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明显滞后。若能够加大扶持力度，县城的增长潜力将加快释放。据测算，在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元中，选择基础好、潜力大的200个县城，实施县城成长计划，将之加快建设成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中小城市，将显著提高我国GDP的潜在增长率。

    03

    关键性新型城镇化制度的改革攻坚将持续释放城镇经济增长潜力。

    如果以更大的勇气，大力打破利益格局，加大农村土地制度、户籍制度、设市制度等关键性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攻坚，将持续释放改革红利，推动经济增长。抓住这些积极因素，在此基础上顺势而为，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，将有如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，这些新型城镇化的潜在发展空间必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空间。

    04

    以国家中心城市—新兴节点城市—新兴门户城市建设促进区域增长。

    首先，发展国家中心城市，尽快发挥其核心引擎功能。其次，加快壮大新兴中心城市，最大可能释放其增长空间。最后，建设对外开放的新兴门户城市。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；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，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，壮大经济实力，扩大城市规模，带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。

    05

    打造一批新型城镇化先进增长载体。

    首先，促进一批有条件的城市率先向新型城市转型发展。其次，规范发展特色小镇。选择具有特色资源、区位优势和文化底蕴的小城镇，坚持小而特、小而强，挖掘产业特色、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，因地制宜培育休闲旅游、商贸物流、智能制造、科技教育、民俗文化传承等特色小镇。最后，有序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。将村域作为整体单元进行统一规划，统筹建设农民社区、田园综合体和基础设施，统一运营田园综合体和现代农业，吸引市民到田园综合体生活创业、休闲体验、养老养生等，同步实现农村面貌改善、现代农业发展、农民就业增收等乡村建设目标。

    06

    实施县城成长计划带动乡村发展。

    首先，国家和省级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，鼓励有条件的县城办好一个产业园区。其次，帮助解决县城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，支持有条件的县域创新土地管理政策，特别是加大对县域单元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政策的支持力度，增加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。再次，对县城实施更加宽松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。如鼓励在县城发展适合农民工的房地产市场，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，或对农民工实施购房优惠政策等。

    07

    加大关键性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供给。

首先，针对非户籍常住人口落户工作中出现的地方政府不积极、信息不对称、隐形门槛高等突出问题，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，加快构建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迁移服务平台，在全国形成落户政策的“套餐化”组合、落户办理流程的“一站式”服务、各地推进落户进展的“公开化”监督。其次，突破农村土地改革瓶颈，激活土地资源。最后，完善设市标准，大量增加设市数量。规范审核审批程序，加快启动相关工作，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置为市。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设置标准，加强产业和公共资源布局引导，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数量。